春节期间，一列从日本回国的飞机上搭乘着武汉和上海两地人，他们争执了起来。
无论对错于谁， 2020 年，武汉人在一夜之间成了全世界人民的“众矢之的”。试想三十年后，我们还会记得这个时间点，并以此为戒么？
这让我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上海。那个春节，上海人也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他们被嫌弃，没有人愿意接待上海来的客人，一种流行病正在那里蔓延，与如今的武汉无异。
1988 年 1 月初，江苏启东的毛蚶产量很好，味美肉厚，略微汆烫就是一道物美价廉的旬味，在上海的菜市场很受欢迎。那时候一般品相的七八分一斤，肥一些的卖一角三分一斤，在那个年代，属于家家都吃得起的美味。于是胡吃海喝，一家人围着一个箩筐，人人都是吃蚶专家，一人手拿着二分铅角子（硬币），挨个撬开，撬不动的就换成五分硬币，很快，人人胸前的小壳堆起来，像山一样。吃剩下的壳物尽其用，丢几个进马桶，代替刷子，清洗污垢。
毛蚶又名血蚌，在我国北起鸭绿江，南至广西都有分布，莱州湾、渤海湾、辽东湾、海州湾等浅水区资源尤丰。
胆大胃好的一些上海人认为，毛蚶的最佳料理方法就是生吃，被称为“上海生蚝”，一啖毛蚶，咪咪小老酒，甘之如饴。没想到一顿饱餐后，吃出事儿了。
眼看着小便酱油色、眼睛发绿，原因不明的发热、呕吐、厌食和黄疸等症状，怎么样也不能被当成是简单的“吃坏肚子”。而这时上海各医院里陆续增多的相似病例显示：高达 85% 的患者近期都吃过毛蚶，纷纷中招的市民们意识到：“个记搭僵了（这下糟糕了）。”
为了证实毛蚶的致病性，相关卫生机构赶紧将毛蚶送检，结果不出所料，江苏启东来的毛蚶确实携带甲肝病毒。一般而言，菌痢的潜伏期短，能在 24 小时内发病。而甲肝病毒的潜伏期则在 2 到 6 周之间。作为一种微小 RNA 病毒，甲肝病毒耐寒、耐热、耐酸、耐碱。通常加热到 100℃ 一分钟，就能使该病毒失去活性。但有研究发现，带壳毛蚶就是煮沸 45 分钟，也不能完全杀灭其体内的甲肝病毒。
文汇报 1988 年 1 月 6 日刊出文章《吃毛蚶中毒出现上升趋势》。
1988 年 1 月 18 日 43 例；
1988 年 1 月 19 日 134 例；
1988 年 1 月 21 日 380 例；
1988 年 1 月 27 日 5467 例；
1988 年 1 月 31 日 12399 例……
到了 3 月 8 日，累计发生甲肝 292301 例，20 至 38 岁青年人占 89.5%，患病率高达 4082 / 10 万。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甲肝病毒的患者，是临床的 4 倍，被称为“隐性感染”。当时上海有 120 多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而那时候上海人口总数不过 1250 万。
原静安寺地段医院医生沈雪芳回忆道：“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过去我们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排山倒海。”
小方想起那段父亲被感染的日子：“当时正好是寒假，复旦校区里紧急被划出了隔离区，三栋房子，食堂、生活都在里面。彼时消息不发达，妈妈每天去送饭探望父亲的路途现在想来就像是一场短途冒险。”
而家住黄浦区的徐先生则因为家人都不爱吃毛蚶幸免于难，但每天全家人密切关注报纸上和电视的防范消息，足不出户，恨不得每隔半小时就去洗手消毒。“每天的新闻都不一样，一会么要提高免疫力了，一会么要去买板蓝根吃吃。老吓人额！”她说。
在这个情境下，板蓝根成了顶级热饮，公共场合中，每个人学会了用手肘关灯开灯，用脚开门关门，见到熟人，点头用眼睛示意，如果对方双眼发绿，像见到魔鬼似的，避之不及，人人自危。而在人头攒动的医院，墙壁上层层叠叠贴满了化验单，像等待发榜，大家迫切地等待着消息，只不过，没有人期待自己中招。
上海政府在疫情出现的几天后，公布了全市禁止毛蚶售卖、禁食毛蚶的消息，并且收缴销毁了一大批毛蚶，相关卫生宣传科普知识也在此期间不间断播出。
1988 年，上海各大医院专辟“毛蚶门诊”，专病专治，积极应对甲肝疫情。©澎湃新闻
当时上海所有医院（包括妇产医院）总共也就 5.5 万张病床，数量严重不足。1988 年 1 月 24 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面就多了一个传染源，很容易增加一批新病人”。当时一天最高可达 1 万例病患，患者塞满了上海的所有医院，市政府决定征用了停课的学校和刚预备开业的百货公司大堂，许多厂房、库房、小旅馆也被改造来安置接收甲肝病人。
就在“谈肝色变”的非常时期里，邓主席来到上海。出发前工作人员请示，是否过段时间再去。邓主席果断地说道：“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他在江市长的陪同下出席了上海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晚会后亲吻了小演员，暖心的举动似乎在告诉大家：上海生病了，但她依然可爱。外地人对甲肝的态度，渐渐改变了。
尽管病毒有如洪水猛兽，自觉隔离起来的上海人有效地避免了交叉感染。全面加强的卫生意识和治疗方法等多种有效措施，让这场甲肝风波在短期内得到了有效控制。根据资料显示，到了 3 月上旬，全市新发病例数明显下降，大家看到了希望。
熟制的毛蚶仍有致病风险。
当风波平息，据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统计，1 月 29 日至 3 月 21 日，甲肝发病共计 292301 例，死亡 31 例。其他的数据显示，这场流行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0 亿元人民币。过后，毛蚶和它的“近亲”们，也从上海人的餐桌消失，成了一段爱过又恨的“黑历史”。
“毛蚶还是老好吃额，鲜得来…但是现在伐欢喜切毛蚶了，大闸蟹切切蛮好额。”一位不知名 70 后亲历者说。
各级领导也了解到一种疾病的流行有时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它可能牵扯到环保、水产、商业、卫生、防疫、食品安全等多个部门。自此上海市成立了“卫生促进委员会”，一位上海急性传染病防治科的工作人员说，这次的流行病促进了上海开启了“大卫生”时代。他们根据这次案例分析，总结了很多有效的流行病经验：
1. 暴发核实，包括核实诊断和确认暴发，一旦确认暴发，立刻启动应急预案；
2. 准备和组织，包括人员安排和物资筹备；
3. 现场调查：首要任务是，隔离救治病人，保护易感人群，针对传染病的流行特征运用三级预防的思路采取紧急控制措施。然后是迅速寻找导致暴发的原因——病例发现；病原体检测；个案调查；三间分布调查；环境和物种变化调查。
电镜下的冠状病毒。©Dr. Fred Murphy, CDC
所以，当 SARS 来临时，我们看到上海群众都自觉投入了预防传染病的行动中，当新型冠状病毒来临时，上海人买口罩的积极性最高，并且，这也是第一个提出推迟上班时间的政府。
灾难，是值得被铭记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促进公共建设中的缺口得到完善。我们不知道武汉或者全国是否会迎来另一个“大卫生”时代，但在灾难来临时，没有人有理由被抛下，我们也应携手被“孤立”的武汉人越来越好。
参考资料：
《1988年的春节，上海人是这样度过的》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1988年上海爆发的甲肝大疫情，带给我们什么启示》上观新闻
《深度105》上海SMG
《3个月近30万上海人被感染，真相是潜伏已久的“吃祸”》SMETalk
《曾经的那一场大风波，让它从此离开了上海人的餐桌》萨尔茨堡的鱼
《甲型肝炎流行促进了“大卫生”的诞生》俞顺章
《祸起毛蚶》袁平戈
《带血的毛蚶》自己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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