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于荆棘。
2020年的春节，因为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变得格外漫长。
在这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疫情全球蔓延、武汉强制“封城”、多地交通被管制……
以往热闹的节日气氛被病毒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由其带来的慌张与不安。
从疫情全面爆发至今，“医护人员”大概是被大众提起与关注最多的一群人。
“疫战”当前，他们是直面病毒的逆行者，是站立于人们和病毒之间，用一己之力挡下危难的战斗者。
近日，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疫情中的奋不顾身的医生，不禁流泪。
绝大多数中国医生，在平时，做着日常的工作，但在人命关天的时候，会默默站出来，挡在病患与死神之间，并不惜以疲惫之躯，对抗未知的一切。
请战书：“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这次疫情，让无数中国人，重新认识了中国医生。
中国医生的伟大，其实早就开始了；中国医生的伟大，也不该在这次疫情之后被遗忘。
给我们生命的，是父母；而延长人们生命的，却往往是素昧平生的医生。他们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读医科，消耗更多的积蓄深造，在长时的工作、手术中透支身体，在令人遗憾乃至扼腕的医患关系中，默默前行。
在行进到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之前，中国医生，其实已经走了很久。
无论何时，医院始终是城市中最忙碌的地方。如今44岁的朱良付医师，已经在这样的紧张环境中，工作了几十年。
作为一名脑血管医生，朱良付每天都在面对的，是我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脑卒中，即“中风”。
治疗中的朱良付医生
该类疾病发病紧急，短时间内若无法得到救治，就容易致残乃至致死。
所以，对于此类病患来讲，时间是保命的第一要素。而抢救过程中，朱医生要做的，便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最准确的医疗诊断与治疗方法。
三“最”合并，背后积累的，是一名医生一生的努力与探索。
脑卒中绿色通道的日常
身为所在医院脑卒中急救绿色通道的发起人与组长，朱良付必须保证自己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
最忙时他需要在五个小时内完成16台造影手术，凌晨下班对于他来讲，已习以为常。
护士讲述朱医生日常工作
每次查房时，朱良付习惯性叮嘱病人要“注意休息”，却常常忽略了自己其实也需要歇一歇。
长时间作息不规律、高强度地用脑、用体力，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对于身体的危害，可肩上的责任又在时刻提醒他不能倒下，他说：
“我其实很担心自己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因为无论是家庭的责任，还是自己的医疗责任我都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社会差不多要用2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个，我如果现在死了，那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这是一名中国医生的自白，疾病面前，他怕死，也不敢死。
脑血管的介入手术极其精细且危险，如此对于医生便是极大的考验。
无影灯下，手捏一根细细的金属导丝，朱良付需要让其在血管中小心穿行，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因为这个原因，朱医生经常于片刻之间见到生离死别。他是生命的守护者，同时也是无数家庭最后的希望。
过程中，他收获过感激，有时也会面临诸多指责。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在爱人去世后，那个阿姨指着我的鼻子说‘真想把你撕成碎片’！她认为，是我把老爷子害死的。”
说这话的时候朱大夫脸上没什么情绪，他平静地讲述着病患家属对自己的“恶意”，然后又极其无奈地补充道：
“其实她（病患家属）也知道我是个好医生，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
从“救命恩人”到“杀亲仇人”，医生完成这一身份的转换，只需要家属一句话的时间。
人们总是对医生这个职业过于苛刻，而忽略了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
虽然时常会面临指责，但朱良付医生仍旧会在第二天穿起十几斤重的防辐射铅衣走上手术台，还是会在逗弄女儿时，叮嘱她长大做名医生，医人医病。
他不会放下救死扶伤的决心，只是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手术室外，朱良付一手拿着X光片，一手握着手机录音，他将自己对家属说的每一句话都仔细记录，然后反复地询问：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你真的同意做手术吗？”
朱医生与家属反复确认术前注意事项
当医者开始在“抢救生命”之外的事情上，变得如此小心谨慎时，人们到底是应该庆幸，还是遗憾？
相比于朱良付医生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的生死时速，烧伤科住院医生徐晔更多见到的，是伤痛带来的长时间的煎熬。
对于人身，也对于人性。
烧伤科医生 徐晔
老刘，59岁，因煤气爆燃导致全身皮肤95%重度烧伤，在接受正式植皮手术之前，其家人已前后缴纳医疗费用超过25万元。
对于父亲的病情，刘家儿子对徐医生说：
“作为子女，这是我的责任和本分。看到一些报道里说有人不想负责而把父母扔了，那这个我们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患者老刘的家属
老刘儿子的态度让徐晔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只要家属不放弃，那自己便有信心将病人治好。
作为管床医生，徐晔需要每天给病患换药，他将这一过程称之为“酷刑”，之于病人，同时也之于他自己。
“换药的疼痛其实临近无法忍受。“
“最难的事情就是将心比心，没有人可以感同身受，我只能尽量换位思考，感受他们的痛苦，然后想方设法，将其治愈。”
徐医生讲述患者病情
从医3年，还算医界新人的徐晔碰到过不少棘手的病情，他不遗余力地抢救生命，同时也开始渐渐明白，比起疾病，人心有时其实更难医治。
病房之内，老刘刚刚结束了换药的痛苦；病房之外，刘家儿子与儿媳正与医生精打细算。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手术结束，还需要10万块。“
“植皮需要很多次，那很多次，就需要很多钱。”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实在不行就回家吧。”
患者家属与医生谈话
在超过百万的治疗费用面前，病患家属的情绪几近崩溃。绝望之下，他们向徐晔提出了把父亲转到老家地方小医院继续治疗的想法。
对此徐晔想都没想便表示了拒绝。当天下午，他将病人概况与病情后续发展明明白白地交待给家属。
他苦口婆心地劝导，只是希望对方不要放弃，至少，不要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放弃。
考虑到家属是受巨额医疗费用的影响，徐晔甚至还向医院申请了专项困难救援资金，试图以此来帮助老刘一家。
会议上，当徐晔医生被问起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申请时，他回答：
“既然有希望把他治好，那我们就都不希望他离开……医生最怕的，就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在徐医生的争取下，医院通过了老刘的困难申请，可就在等待款项到账的时候，老刘儿子却在此时决定，尽量不植皮了。
之后，徐晔与家属进行了第三次谈话，这一次，为难了许久的刘家儿子终于说出了家中经济状况的实情：
“我们有一个厂子，前几年还弄了个房子，现在一次性支出了，以后怎么办？……卖掉厂子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亏大了。”
伤病、亲情、金钱、事业……医院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所有无奈都一股脑交织在一起的地方。病房的墙面听过比教堂更真诚的祷告，同时也记录了人性最真实的阳面与阴面。
现实摆在眼前，徐晔医生保持了沉默。他摇了摇头，然后苦笑着说道：
“我们是真的很想救老刘。”
这一次谈话后不久，老刘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被强行出院了。面对空无一人的病房，最后才被通知到的徐晔有些沮丧。
仅仅只是一个月前，也是在这间病房里，某病患的家属因同样的原因放弃了治疗，最终病人去世。
徐晔今年28岁，从本科到博士生毕业，他用尽学生生涯阅文无数，却没有一本医学书籍教过他，面对人性和现实，究竟该如何疗愈。
此时，他也终于明白了前辈曾说的那句话：
一次治愈烧伤的过程，到最后其实都变成了医心。有时医术的瓶颈还未出现，人心的瓶颈便已显现。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更何况是医生呢。当自己的极限每一次被抬高一点，医生就会变得习惯，这不是冷酷，这是冷静。”
医生面对每一个生命都是成长，在过程中学会什么叫遗憾和奇迹。
“治病”，对于年轻医者而言是历练，对于年长医者便是一场救赎。
白血病，俗称“血癌”。它起病急、进展快、死亡率高，若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患者的自然生存期最长不会超过三个月。
自1987年正式进入血液科工作起，孙自敏医生与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对抗已有33个年头。
血液科医生 孙自敏
去年5月，年仅10岁的何宇轩被确诊患有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在遇到孙自敏医生之前，他已与父母辗转了成都、天津、石家庄等数个城市求医。
孙医生所在的单位是他们的求诊的第六家医院，毫不夸张地说，孙自敏手中握着的，是这个家庭心中最后的希望。
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脐带血配型以及一系列体检评估工作之后，何宇轩顺利进入无菌隔离舱——在正式开始脐带血移植之前，男孩将在这里独自进行封闭治疗30天至40天。
期间，何宇轩的所需所用都要经过高压消毒，而他与外界唯一的交流，便是通过病床前的“小电视”与父母视频对话。
令人遗憾的是，何宇轩并不是唯一一个。
无菌舱外等待与孩子见面的患儿家长
疾病面前，患者一家所面临的痛苦可想而知，可实际上，对于医生孙自敏来说，“白血病”依旧是她半生也绕不开的遗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孙自敏曾与同事做过本科室15年病情回顾性分析。对于最终结果，孙医生用“凄惨”二字形容：
分析显示，所有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患者无一人存活：
“我们这么多医生，勤勤恳恳工作了15年，等于白干了，我们没有让一个病人活下来。”
对于医生来讲，其对于职业所有的认同感皆来自于救死扶伤。
医者不怕失败，只怕不能救人。“零存活率”的现实让孙自敏陷入了无尽的自我怀疑，崩溃时，她不止一次想过辞职。
1993年前后，孙自敏同班同学罹患恶性血液病。多方求诊无果后，同学找到了孙医生，那是她从事血液病研究的第五年。
同学给予的无条件信任让孙自敏欣慰，可有时，身上承载的希望越多，遗憾也就越刻骨铭心。
受当时医疗水平与诸多因素影响，孙自敏医生未能救回同学。亲眼目睹挚友离世的记忆太过悲痛，以至于此后24年间，她都不敢去好友的墓碑前进行祭拜。
“我不敢面对她。因为从内心来讲，我始终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学医十数载，却没能救治自己最亲近的人。这样的打击对于孙自敏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可与此同时，也给予了她必须向前的理由。
“悲剧不能一直发生，所以我当时立志，一定要攻克白血病，不攻克白血病，我这个医生也做不下去了！”
当悲痛转化成心中不灭的信念，孙自敏开始了自己在脐带血移植方面的征程，而这一条路，她一走便是24年。
孙医生与患儿何宇轩沟通病情
因为孙自敏的坚持，很多像何宇轩的患儿看到了希望。
进入隔离舱8天后，何宇轩终于等到了脐带血回输日。如果顺利的话，他的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将在这天之后开始重建，而后，他会迎来新生。
截至去年，孙自敏已经带领她的团队攻克了脐带血移植中植入率低的难题，建立了非血缘脐带血移植治疗恶性血液病的技术体系。
多年来，孙自敏医生及其团队已经完成儿童及成人脐带血移植900余例，而她所在的科室，也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
一次移植，半生探索，孙自敏所带来的不仅是一次医疗的进步，更是无数家庭的未来。
何宇轩出院后不久，自责了多年的孙自敏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同学的墓前。看着挚友的黑白照片她沉默了良久，然后开口说道：
“24年了，也就是到了今天，我才有勇气过来见你……”
孙医生与好友时隔24年后的“时空对话”
徐晔医生说，在他的母校中山医学院红楼外墙上有这样一副对联：
救人救国救世；
医病医身医心。
大医精诚，医者仁心。
这是一所学校的教导，也是所有医护人员最初的信仰和最后的坚持。
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朱良付、徐晔、孙自敏医生，还是如今所有奋斗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虽每日从事的工作各有不同，但“救死扶伤”的初心却始终相同。
这些天，我们——
见过为方便穿脱防护服而剪掉，甚至剃光头发的白衣战士；
看过因要抗击病毒，而不得不延长婚期，只能隔着玻璃和爱人道歉的医生；
听过一线护士，在采集超过几十万份病毒标本后哽咽说道：“我们每采集一次标本，就面临一次被感染的风险。”；
哭过医疗团队说出“她们不是不怕，只是累到忘了怕”时的不安与恐惧；
面对这场凶险万分的病毒——
从前热爱追星的女孩选择放下热爱奔赴武汉，留下一句：“武汉的孩子们不要怕，姐姐来了！”
王俊凯粉丝支援前线，出发前微博
准备订婚的95后“小公主”告别了家人男友，大年初一就进入了医院，成为浙大四院首批进入负压病房，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护士；
曾经被家里捧在手上的90后医生主动投入一线，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他说：
“我们是医生，我们如果怕了，那这场仗就永远打不赢。”
生死两忘，冷暖无休。
在这场“疫战”来临前，他们的身份各有不同，而如今，他们却只剩下了一个标签，那便是“医护者”。
病痛与灾难来临时，我们总是被我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只是，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不应该只在危难时候被看到。
不久前的多起极端医患冲突事件还历历在目。如今，那群曾被无数次指责与埋怨的医务人员，又成为了疫情中最美的逆行者。
“人命关天”，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出发的理由。
这不是他们无奈下的选择，这是每一位医者，每天都在重复的“职业惯性”。
一线医护人员聊天记录
他们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忘记了那些“冲突”与“矛盾”，而是因为身上的那身白衣始终在提醒他们，要捍卫责任，捍卫使命，捍卫自己曾经大声喊下的誓言：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是因为这群人，我们才有了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勇气和底气。
人们对于医护人员这个职业的尊重，不应该在于他们是没有道德和技术缺憾的天使。
而要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可以用知识和科学，以及最无畏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去对抗自身的无偿与脆弱。
他们是希望之光。
所以，待到春暖花开时，请记得向所有给予过你希望与帮助的医护人员，道一声谢谢。
危难时，我们所有人都接受过他们递来伞。
所以，请别再让他们工作在狂风暴雨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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