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柯谈
来源：柯视角
新冠病毒，来势凶猛。截止2020年2月8日15点，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已达3.46万人。
也许是因为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过于发达，才将人们的恐慌情绪无数倍的放大。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脆弱。
现在的你也许根本无法想象，30年前的上海，在2个月内30万人被病毒感染。而上海，究竟是如何挺过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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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6日和17日，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一天之内收治了20多名上吐下泻的病人。第二天，人数迅速攀升，速度之快超出想象。他们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厌食、乏力，脸色发黄等症状。
接下来的几天，上海的患病人数呈几何级爆发：
1月18日：43例
1月19日：134例
1月22日：808例
1月23日：1447例
1月27日：5467例
1月31日：12399例
2月01日：19000例......
一时间，上海的街头巷尾，情绪瞬间紧张起来。那时的公共汽车站和公共食堂、饭店看不到了拥挤的情景，人们排队打饭或上车时会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没人再敢吸别人递来的烟，递烟的也被看作是不识时务的举动；小区里晒被子的人很多，而卖阳春面、豆浆、油条等的小吃摊都生意萧条，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家做饭，尽量避免被感染。
这种病后来被证实是急性病毒性甲型肝炎——甲肝。感染甲肝后，症状主要有发热、恶心、呕吐、肝区痛、全身乏力、肝肿大等临床表现，还伴有黄疸症状。
在1988年1月19日-3月18日的两个月中，上海累计发病人数为29.2万多例，日报告发病数超过1万例的就多达16天。而当时上海人口总数不过才1250万。这次甲肝发病来势之猛、发病之集中、覆盖面之广，为国内外医学史上所罕见。
据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统计：1988年全年全市甲肝报告发病数为34万例，创出了世界甲肝流行新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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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局组织的临床调查显示，85％的甲肝病人在病发前曾食用过毛蚶。同时，一个家庭有两个人以上发病的情况很多，发病时间比较集中，由此认定和食毛蚶有很大的关系。
为了证实毛蚶的致病性，时任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俞顺章教授带领科研人员赶赴江苏启东，这里是毛蚶的原产地。很快，他们在毛蚶体内找到了甲肝病毒，以直接证据证实了毛蚶就是甲肝的罪魁祸首。
很快，上海市政府决定上海市场严禁销售毛蚶，一经发现、立刻重罚。并且在各大媒体上警示市民：“甲型性肝炎病毒平均潜伏期为30天左右，以发病前5天和到发病后一周内传染性最强。因此，曾经食用过毛蚶的市民，如果发现自己有厌食、恶心、发热、尿赤等症状，应及时上医院诊治，确诊后应住院隔离治疗休息。”
1987年之前，上海市场供应的毛蚶都来自山东潍坊附近的海域。而1987年底，与上海邻近的江苏启东毛蚶大丰收，一下子占据了上海市场。但糟糕的是，那一年启东水域环境受到大量人畜粪便的污染，吸附力极强的毛蚶将甲肝病毒聚集在体内，而带壳毛蚶就是煮上45分钟，也不能完全杀灭甲肝病毒。
在那个时期毛蚶在上海市面上非常流行，而当时大家生吃的比例是占的最高的，许多居民习惯将这东西放在自来水里泡两小时左右，等到毛蚶吐出泥后再用开水浇一下，然后用酱油、醋和姜丝做成调料，蘸了直接食用。
结果就是，有毒的毛蚶，再加上生吃的习惯，病从口入，最终导致上海30万人甲肝疫情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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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90%以上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大多数厂和企业都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医务室、食堂、宿舍，人们生活在一起，走动频繁，病毒就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开来。
2月8日，上海市委紧急成立肝防领导小组，并且发出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一场从未有过的艰巨战斗，在上海打响了。
1988年的上海，可以接收传染病人的病床只有2800张，全上海总共也只有5.5万张病床，面对30万感染者，全部用来收治也不够。
市委书记当机立断，要求不惜一切代价，3天内必须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此为当务之急，只有把病人一个不漏进行隔离，才能切断病毒传播。
于是乎，工厂企业主动把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部分旅馆酒店也临时被征用为隔离病房。黄浦区征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浦东文化馆、安东旅馆。静安区利用学校、新建住房、文化站增设病床。浦东提供乳山新村刚竣工的多层楼房20多幢用于安置病患.....
自带折叠钢丝床的李达生先生，住进静安区曹家渡地段医院临时由剧场改成的甲肝病房，和他同住的还有400多患者。剧场用布帘隔成男、女病区。睡在舞台上的他感叹：“我真佩服市政府的办事效率，面对大型传染病，临危不乱，动员社会一切资源，安排病人住院医治。”
在防治肝炎期间，上海全市共增设了12541个隔离点和11.8万张床位，另外还增设家庭病床2.9万张。
由于医护人员紧缺。护士们每天三班倒，每班10多小时，医学院学生全部都来做志愿者。驻沪三军400多医务工作者也每日平均工作12小时以上。全市10万医务人员之中，约有6万人战斗在第一线，诊治病人。
上海市药材公司从1月中旬到2月6日，半月供应防治肝炎药材76万公斤，其中板蓝根几乎为平时一年的供应量。50天内，上海中药制药一厂生产茵栀黄针剂3.5万盒，为上一年的4.8倍。
这些看起来属于临时性的应对措施，反而为上海后来建立更加完备的公共卫生系统、流行病预防预警和应对处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疫情解决之后，上海各个区逐步建造了许多化粪池，市民都养成了勤洗手的习惯，饭店里的一次性筷子和公筷的使用就是从那时普及起来。对于海鲜食品的选择以及食用，上海人变得更加谨慎，政府对于海鲜市场的监管力度变得更紧，毛蚶也从此从上海绝迹。各大医院都扩充了病房的规模，每个区甚至是一些地段医院都建立起了传染科，上海也因此培养了强大的医疗团队。
在甲肝大流行期间，曾是众人向往的上海，开始被人嫌弃起来。
外省市对上海人都比较忌讳，认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传播源。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民航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生产’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客满’；上海人出差在外，上馆子吃饭，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要给他们单独划定区域。工作人员看见上海人，就好像看见甲肝病毒似的。
就在上海被“嫌弃”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决定要来上海过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年》一书记录了邓小平的此次上海之行。
当时，上海的甲肝病流行正是猖獗之时。去上海前，邓小平在杭州视察，工作人员跟他说，上海正在闹“毛蚶病”（甲肝），是不是等过一个阶段再去。邓小平连一点犹豫都没有，他说：“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就这样，邓小平同志再次来到上海过春节，这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巨大的安抚和鼓舞，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到了1988年2月15日，上海的甲肝发病人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到了2月23日，发病人数已明显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
到3月份，疫情基本控制。3月21日，上海市卫生局向卫生部报告：1988年1月19日至3月18日，全市甲型肝炎累计发病29.2万例，直接死于急性、亚急性黄色肝萎缩仅仅只有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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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甲肝疫情大流行的锤炼，加速了上海医疗设施的完善和医务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2003年非典疫情中，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7000多人感染，死亡649人。其中，北京、广东、香港三地感染人数均超过千人，广东死亡人数超过50人，北京超过100人，香港达到300人。
而国内常住人口最多（1700万）的城市上海，在整个非典疫情爆发期间，仅有8人感染，2人死亡，没有医务人员感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上海迅速重启“小汤山模式”：在位于金山区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设置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集中隔离治疗点。
上海人民的警惕性之高，动作之快，确实让人瞠目结舌！
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张文宏日前爆红网络，他的爆红是因为他讲人话有担当，张文宏说：“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人不能欺负听话的老实人！” 这才是经历过大风大浪、训练有素的上海医务工作者的真实体现。
张文宏
武汉封城第二天，上海就立刻组织了首批医疗队136人支援武汉。就在昨天2月7日，上海再次组织136人的精兵强将奔赴武汉，而且是在2小时内集结完毕。
此外上海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水平在国内是绝对的第一梯队。
由独立的第三方医院管理学术机构公布的权威榜单《中国医院排行榜》，每年11月公布上一年度的结果，目前覆盖40个临床专科。来看下2018年度的全国医院综合排行榜。
根据专科声誉、科研学术得出的总分进行排序后，上海共有16家医院排在了全国TOP100之内。而全国前10呢？上海共有3家上榜。
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最大的“网红”自然是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主任。而在传染感染科这个专科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是全国的头号招牌，NO.1。此外，上海总计有8个专科位列全国NO.1。
我们再统计下40个专业的前三强，上海又有多少医院可以上榜呢？答案是：13个医院的23个科室上榜全国前三。
这次新冠疫情，再一次让人们强烈意识到，所谓的逃离北上广，寻找诗和远方，也许只是在“和平年代“和自己年轻力壮时候的畅想罢了。
医疗水平、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才是真正决定你居住发展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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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讲两个这次肺炎疫情之下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
今年过年，我带全家回老婆老家辽宁盘锦过年。因为疫情爆发，为避免交叉感染，响应国家号召，原定于大年初三的亲友聚餐只能取消。
我老婆打电话给盘锦兴隆台区这家饭店要求取消预订并退押金500元，饭店前台说不能取消，只能当天来把所有菜打包带回家自己吃。老婆再三解释说，22个亲友都不来了，全打包回来也吃不了，浪费。饭店说那不管。
无奈之下，我和小舅子直奔饭店，前台还是那一套说辞。我说不给退押金我就向工商局投诉。前台服务员就到领导那里请示汇报后出来说，让我们等着，等厨师长忙完了出来看下我们的菜单，哪些能退哪些不能退。
我说等多久，她说可能要1个小时。我顿时火冒三丈，拨打12315，始终无法接通。后来看到角落墙壁上张贴的兴隆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就拨过去，正在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时，前台服务员过来说，不用投诉了，给你退。
在退钱过程中，服务员和我说，已经很多人来退钱了，但是每个来退的人，我们都要走这个流程，不会爽快给他退的。说白了就是能忽悠一个是一个，能欺负一个算一个。
我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是在上海，应该没有哪个饭店敢不执行国家政策如此做吧！
第二个故事：
1月31日，22点54分，人民日报微博报道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
正窝在家独自喝闷酒的我，看到消息后，凌晨12点直奔楼下24小时药店。此时，药店门口已经大排长队，全部是来抢购双黄连的。队伍秩序井然，没有丝毫喧哗。
药店要求用社保卡购买，每张社保卡限购2盒。轮到我买时，我问药店阿姨，存货还多吗？她说不到一箱了，卖完就算了。我又问，您自己买了吗？她说她没带医保卡，明天再买吧。
此刻，我顿时对阿姨肃然起敬。距离人民日报报道也就1个小时，上海这家药店就能迅速启动社保卡每人限购2盒的措施，井然有序，又能确保人人有份。
我回家后告诉老婆，让他辽宁盘锦的阿姨们赶紧去买吧。老婆说盘锦没有24小时药店。结果第二天早上好几家药店开门的那一刻就告知双黄连口服液已经售完。
只要智商及格的人一定知道，药店是不卖了，至于原因，大家一定都懂。
这次回去过年，感觉比较冷清。临走时，亲友都说再多住一段时间吧，返程路上当心感染，我说不要紧，我把机票换成了高铁商务座，接触人少。
再说，就算感染了，上海的家周围全是三甲医院，我心里踏实！
遥想当年的上海，30万的感染人数远超现在的3万多，倘若这个数字放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下，能带来多大的恐慌我不敢想象。
疫情带给我们伤痛的同时，也会让城市升级，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懂得反思！
我相信，武汉很快就会度过这个难关。天佑武汉，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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