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5日起，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下调餐饮价格，调价涵盖面食、快餐、盖饭、砂锅、小吃、咖啡、奶茶等9个大类的209款餐品。5元的泡面敞开供应，牛肉面调整后降幅达到了54%。
机场自降餐饮价格，也是政府长期推动的结果。推动机场餐饮“同城同质同价”，成了各地民用航空安全监管局的走访督查内容。
78元一碗面，59元一碗馄饨，28元一碗粥，机场的“天价”餐饮一度令人望而却步。 （IC photo/图）
相比在市区，同样的餐饮食品在机场总能以一种更加“尊贵”的姿态出现——高标价，甚至有时是“机场越小，餐饮越贵”。68元一碗的盖浇饭，88元一碗的酱油面，连一张纸巾还要另收两元。
这样的情况终于发生了一些改变。
2019年9月13日，宁夏机场有限公司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称，从9月15日起，银川河东机场将全面下调餐饮价格，调价涵盖面食、快餐、盖饭、砂锅、小吃、咖啡、奶茶等9个大类的209款餐品。其中，5元的泡面敞开供应，许多人爱吃的牛肉面，调整后降幅达到了54%。
会有越来越多的乘客可以在机场吃上平价的大碗宽面吗？
多地机场餐饮降价
其实，机场餐饮降价改革的号角早已吹响。
张家界荷花机场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19年1月机场便开始逐步落实推动机场餐饮“同城同质同价”（以下简称“三同”），截至目前仍在调整中。水、方便面、饼干等便民商品价格已做出调整，原先最低38元一碗的面现已降至18元。机场商场内定制类餐品、难在市区中找到对标产品的餐品并未进入调整范围。
长沙黄花机场的餐饮价格也变得亲民起来，3.5元的泡面、10元的卤肉饭、28元的牛肉粉已成常态。
而预定于2019年9月30日启用的大兴国际机场，也会做到餐饮店面“三同”全覆盖。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艳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机场餐饮定价高背后有多重原因。
机场一般建在距离市中心15公里以外的郊区，餐品运输距离比较远，从而导致食材和用人成本上升。其次，和城区餐厅来往的人流量相比，机场客流量有限，成本难以摊薄。加上机场店铺的昂贵租金，层层累加，导致一般情况下机场餐厅价格都较高。
“但不可否认，商店在独营或机场自营的情况下，因市场竞争不充分，以及机场自带的封闭属性，易产生高定价的垄断经营。”李艳华坦言。
2007年12月28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提到，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原则上以市场调节价为主；对于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按照定价目录来管理。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之所以过去机场餐饮定价较高，这是市场调控的结果。
对于机场餐饮降价，李艳华点出了背后用意。随着机场规模的扩大，旅客从公务人群扩展到更多休闲的旅客，对价格更敏感，需求也更富有弹性。从定价策略上来讲，适当降低价格，会产生大量的需求回升，从而激活潜在需求，反而能给机场带来收益的增加，并不是简单的价格越贵收益就越高。
李艳华分析，银川河东机场可能是为了冲击千万人次，通过降价来吸引人流。通常，一千万是划分大中型机场的主要节点。2018年，该机场的旅客吞吐量约为九百万人次，未能迈过千万级门槛，“所以对机场来说，降低餐饮商品价格不仅可以改善机场的口碑，还很可能会增加其营收，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机场餐饮应“同城同质同价”
据了解，这一波机场纷纷自降餐饮价格背后，也是政府长期推动的结果。
2018年以来，推动机场餐饮“三同”、整改机场乱收费现象，越来越成为民航局推进民航便民服务的重要内容。2018年全国民航工作会上，推动机场餐饮“三同”，成为民航局提出的九项需着力完成的任务之一。
同年3月1日，民航局发文，要求杜绝候机楼餐饮服务乱收费，并组织开展为期10个月的2019年“民航服务质量重点攻坚”专项行动，提出要在千万级以上机场建立航站楼餐食服务准入制度，严厉打击航站楼餐饮附加服务乱收费现象。
机场餐饮店标出亲民价格。 （IC photo/图）
为落实民航局要求，国内多家机场开始进行了整改。
以广州白云机场为例，截至目前，所有的252间非免税店铺均施行“三同”。据《中国民航报》2019年3月29日报道，首都机场及6家成员机场也已完成产品价格和品质对标，平均降幅达15%。
为了响应政府的调整要求，中国民用机场协会也在行动。
该协会于2019年5月30日提出了《中国机场餐饮服务“同城同质同价”倡议书》，建议积极推动机场所属及承租餐饮企业，主动对标市区同类型商圈餐食、饮品普惠型价格，承诺做到“三同”，严格控制大众饮料、方便食品等快消商品价格。
推动机场餐饮“三同”，还成为了各地民用航空安全监管局的走访督查内容。
2019年7月，吉林监管局对长春机场服务工作开展重点督查时表示，长春机场建立了“三同”实施方案，明确了“三同”监督职责，已经有9家店面实现“三同”承诺挂牌，并保证货品充足。
民航中南局还计划于2019年7月至12月组织监管方对各机场单位进行相关检查。
但南方周末记者整理发现，尽管国内多家机场已完成餐饮降价，但降价幅度，要数此次银川河东机场最大。目前，部分机场依然在整改中。
机场聚集“人、财、物”
变化的背后，是机场已不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基础设施，它不仅限于提供运输旅客的服务，还满足旅客的其他需求。
据上海机场2017年年报显示，其非航空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首次超过航空性收入，达53.81%，这一比例在2018年上升到57.38%。而非航空性收入中，商业租赁等相关收入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旅客吞吐量增幅。
“一定程度上来说，地方政府对机场的定位在企业和公共基础设施之间暧昧不清，但这样就影响了机场内店铺租金价格的高低。”中国民航大学教授李晓津分析道。
如果政府对机场的期待是企业，那企业就有提高营收和利润的天然压力。如果机场是公共基础设施，那么服务群众出行、满足群众需求是第一要职，利润反而是其次。
李晓津指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移动速度越来越快，“应充分利用机场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势，满足旅客的前端和后端需求，便能看到除航空消费以外的可能”。国外和境外许多先进机场已经发展出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以外的功能，如香港机场建有大型会议中心，新加坡樟宜机场候机楼内有购物中心、娱乐中心、会展中心等多种功能。
如果机场只是把旅客吃面等消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高收费将使选择民航出行的乘客越来越少，收入更低，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没有人要求地铁或者公交车赚钱，但是它们带来的增值效应或者附加效益，远远多于它们自身赚钱获得的效益。”李晓津认为，机场是一个平台，如果能把人、财、物都聚集过来，它带来的好处数不胜数，不能拘泥于多卖一碗高价面得到的蝇头小利。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 南方周末实习生 嵇亦琳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uzhinan.com/sh/121111.html